前游泳国手陶李 北纬30度之距 有父母的牵挂与骄傲
这种时候，我不能把她当女儿。我带过许多运动员参加这种大赛，教练不能比运动员还紧张……我内心希望陶李能够拿奖牌，但我也知道拿不到是大多数的情况。——陶然说2008年北京奥运会看女儿游入大决赛的心情
28岁的前游泳国手陶李，13岁移民新加坡，与母亲在本地生活与奋斗，身为游泳教练的父亲则留在中国。
陶李在学习与训练的成长路上，母亲是她的支柱。拘谨内敛的父亲则在远距离关注女儿的动向与成绩。
父母受访分享女儿的个性，成为泳手与参赛的挑战，以及一家人在赛事中途难得团聚的无奈。
2015年，陶李在本地举行的东运会拿下五面金牌，为职业泳手生涯画下句点。如今她开设自己的游泳学院，撑起一片天，然而，父母认为还不是放手的时候。
2006年，北纬25度，多哈亚运会。年仅16岁的陶李为我国缔造了一个历史性的时刻，那是新加坡时隔24年后的首枚亚运游泳金牌。
2006年，16岁的陶李在第15届亚运会女子50米蝶泳决赛中，夺下自1982年以来新加坡首枚亚运游泳金牌。（档案照）
当时，她站在女子50米蝶泳的颁奖台上，新加坡国歌在哈马德水上运动中心（Hamad Aquatic Centre）响起。而她心里最在乎的是多年来分隔两地的父母正看着她，为她感到骄傲。
向南，北纬1度，母亲李艳守着家里的电话，回应各方朋友的贺电。
向北，北纬31度，父亲陶然守在电视机前，默默地与女儿的爷爷奶奶一起见证孩子的荣誉。
30度的距离，横跨1853海里。正是这段距离，为陶李的成长记忆标上了刻度。
前游泳国手陶李的母亲李艳、父亲陶然（右）多年来分隔两地，一家人往往是在南来北往的赛事下中途团聚。任教湖北省游泳队总教练的陶然珍藏了女儿童年的照片，但为了工作，这些记忆里却几乎没有他的身影。与父亲聚少离多记者见到陶李是在她退役两年后，淡马锡俱乐部的泳池边上。正午，满池的光斑，一名十多岁的女孩在练习踢水、换气。陶李在指导她，面目严肃，我隐约听到她简短的口令，余下的只是水声。良久，只见她转向岸边端坐着的女孩母亲说：“她需要的还是练习。”
之后，陶李告诉我，这句话她自己也听了10年。
从1990年出生至今，陶李大部分的记忆都在泳池里。问起她与父母的生活，陶李回忆说，她13岁移民新加坡后，母女二人在本地过着租赁生活，而父亲则一直留在武汉任湖北省游泳队总教练。因此谈起童年，陶李绕不开的心结就是她与父亲的聚少离多。
“我记得有整整10年，都没有时间让我回乡过年。”陶李说，每年的亚运会、中国全运会等大赛结束后，父亲才有时间飞来新加坡探亲。而陶李自2005年第一次代表我国出征马尼拉东运会以来，训练和比赛就十分频繁。一家人因此经常是在南来北往的赛事下中途团聚。
随着今年亚运会在雅加达闭幕，陶然再次抵新。我们敲定在报馆的“四楼半座”咖啡座为陶李一家进行访谈。刚坐下，陶然略显拘谨，李艳已经摆出一沓旧照片，其中一大部分摄于陶李5岁左右，并直说：“这都是她爸爸在家里找出来的。”
陶李学习与训练都由母亲陪伴，难得有机会与父亲相聚。（受访者提供）
大家讨论起照片的来历，一时间，普通话、湖北话掺杂在一起：陶李练习写自己的名字，在妈妈的游泳课上玩闹，在海滩边嬉戏……但显然，父亲的身影在这些照片里经常是缺失的，他略带歉意地说：“可以说，从陶李出生以后就是她妈妈带。”
身为一名游泳队教练，陶然须与队员同吃、同住在一起。因此，陶李从小便跟着母亲被安排在运动员家属的大院里生活。父亲常常是晚归的，有比赛就根本不回家，按他的话说，自己并不是一个善于表达情感的父亲，“我心里经常想念女儿，但我嘴上说得很少……我不像她妈妈，比较琐碎。我的性格就是这样，比较粗。”
这位戴着方框眼镜，嗓音沉稳又带些沙哑的父亲，几乎不出现在媒体面前。曾有许多个场合，陶李对媒体说过父亲是一家的支柱，她想回中国探望父亲。而父亲也一直在关注女儿的动向和成绩，一有机会就尽可能地飞到陶李所在的赛场，“相对来说，女儿来新加坡以后，我和她见面的时间还多一点。”
2008年北京奥运会，父母俩难得同台观看陶李比赛。眼看女儿游入最终的决赛，两人的心情十分忐忑。李艳回忆说当时她根本静不下来，每时每刻都在担心陶李的成绩，可父亲倒是保持着沉稳，“他肯定也担心，就是不表现出来。”
陶然听了笑说，其实他的心里更加复杂。那一刻，场边的他既当父亲又当教练，“这种时候，我不能把她当女儿。我带过许多运动员参加这种大赛，教练不能比运动员还紧张……我内心希望陶李能够拿奖牌，但我也知道拿不到是大多数的情况。”但稍后他补充说：“当然做梦还是会做一下。”
那一届奥运会，陶李在女子100米蝶泳决赛中荣获第五名，创下新加坡奥运游泳史上的最佳成绩。怎么庆祝？陶然笑说，根本没多少时间庆祝，一家人与陶李的教练邱吉尔吃了一顿久违的重庆火锅。
为女儿测骨龄上世纪70年代末，陶然和李艳都是职业游泳运动员。两人十几岁开始接受专门训练，并在训练时恋爱，最终退役、结婚，生下陶李。一家人的生活和梦想因此都离不开泳池，陶然说，他那个年代的成就没有陶李高，能参加世界级比赛已经很值得光荣，“女儿走上这条路会遇到什么，我们很清楚，因为我们也是这样走过来的。”如今，与他同辈的运动员在各地的游泳队任教，相互间也会谈起陶李的成就，这让陶然感到欣慰和自豪。
陶李的父母都是职业泳手，一家人的生活和梦想都离不开泳池，堪称“游泳世家”。（受访者提供）但父母当初并没想让陶李当职业泳手，这主要是因为她的身高。按陶然的话说，陶李1米60的身高，属于“淘汰型”选手，“按照入国家队的考核标准来说，几率不大。我们的个子也不高，先天就有这个劣势。”
陶李3岁时在母亲李艳的游泳课上玩闹学游泳。（受访者提供）
李艳考虑到这一点，最初也曾想过让她学跳水，“但跳水对身体的伤害更大，所以还是跟着我游泳算了。”为了增高，母亲让陶李尝试了许多偏门，“以前有人说喝哇哈哈饮品可以长高，我就买给她。又有人说穿增高鞋可以促进血液循环，我也买给她。”
父亲始终对增高持怀疑态度，“我不给陶李吃钙片这类东西，因为我知道钙片吃多了会发育过早，骨骼会僵硬。”
为了预测陶李的身高，他的决定是带女儿测骨龄。“当时所有的运动员都测骨龄，所以我们也带她测了……结果1米60，跟她现在的身高差不多。1米70会比较理想……当时测了以后，我觉得无所谓了，就这么一个小孩，将来做什么都行。”
女儿遗传的不仅是父亲的身高，在性格上也十分率直、倔强。李艳回忆说，陶李从小就喜欢和男孩子玩，摔倒了自己爬起来，也不爱哭。时至今日，陶李仍然爱好打泰拳、打鼓，还有玩街机。“其实当初我就想生个儿子，”李艳对此解释说：“生了女儿，也当男孩养。”
陶李天生好动，静不下心来读书学习，但一旦来到泳池，却能让她感到心有所属。（受访者提供）说起女儿的倔脾气，陶然记忆最深刻的是1993年的某个下午，年仅3岁的女儿被他训斥一番后竟然夺门而出，在大院里窜跑起来。这一幕，令他感得滑稽却又错愕。女儿这么小，竟敢赌气跑出家门，“换了别人家的孩子被家长训话，顶多大哭一场，但这个孩子却敢跑！”
父亲追逐着女儿，在游泳、跳水、花泳等各项运动员和家属居住的大院里，边上有四座标准泳池，那是省队选手一年四季的训练场。但女儿憋着一口气，只顾往前跑，直到被父亲一把抱起也始终不肯回头。
从那之后，陶然就觉得女儿与众不同，他说：“我发现她骨子里就是好强，而且是比一般好强的人还要好强的那种。”
在深圳的海洋馆，6岁的陶李在员工带动下，在观众面前表演游泳。（受访者提供）母女的脚踏车接力身为运动员，陶李不得不活在“比较”中。本地的杨玮玲，中国的周雅菲、徐妍玮都是优秀的泳手，令陶李在训练时倍感压力。而李艳对陶李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“争口气”。一方面是因为当时与陶李同时期的中国运动员们都开始崭露头角，另一方面则是因为生活艰苦。
2003年初抵新加坡的陶李发现，自己不仅须要补习英文，适应完全陌生的生活环境，住房里甚至连冷气也没有。“当时我真的感到落差很大。”陶李回忆说，为了配合训练的场地，她们搬了四次家。家里买了一辆脚踏车，每天早上5点，由陶李骑去训练场。训练结束后，陶李乘巴士去女皇镇小学上课，李艳再走路去把脚踏车骑回家。就这样，每天从家到训练场这15分钟的车程，成了这对母女长期的接力赛。
“的确是特别的苦，只是为了不坐计程车省一点路费。”当时李艳在洪秉祥游泳学校担任游泳教练，薪水并不多。最初两年，家里一切开销都指望着她一个人的薪水。几个月下来，李艳整个人都晒黑了。她摸着手臂说：“我妈妈后来看到我都哭了，说简直是两个人……我能坚持下来的动机，就是想让陶李在这里适应。坚持了一年，因为上课、补习，英文也好了一点。然后就又坚持一年……”
陶李与父母第一次去圣淘沙观光，当时李艳在洪秉祥游泳学校担任游泳教练。（受访者提供）
为了补充陶李训练所需的营养，李艳还硬着头皮学做菜，“我是真的不会做，还好陶李不挑食，做什么吃什么。”陶李看在眼里也替母亲感到心酸，“许多人都知道母亲陪在我身边，但她其实也有很脆弱的时候。每天晚上，我都看到她给爸爸打电话诉苦。”她至今记得，母亲每晚抱着她在租来的、狭小的房间里一起睡觉，直到她体校毕业为止。虽然没留下任何那间房子和脚踏车的照片，但她觉得那个时候的记忆是刻骨铭心的。
陶李坦承，她和父亲一样不善于表达情感，不好意思开口说“爱妈妈”之类的话，“后来我开始赢奖牌，有奖金了，我就给妈妈买礼物。她也会开玩笑说最近看上哪个包，等我赢奖金回来买。”
2006年3月的亚洲锦标赛，李艳记得很清楚，“那场比赛，陶李在50米蝶泳游出了金牌。我当时就想，能在世界舞台上赢得冠军，这个孩子或许真的有指望游下去。”
后来2006年的多哈亚运会上，李艳的心情也比任何人都紧张。“当时杨玮玲的表现很好，我估计陶李游不过她。没想到100米蝶泳的时候，陶李游了第三，杨玮玲第五，这让我觉得已经相当不错了。到了50米蝶泳，中国的选手周雅菲、徐妍玮都比她好，想想最多就是第三名。结果比赛当天，我对着电视看了半天，可能眼睛也花了，我都不知道谁是第一。接着马上电话就响了，告诉我陶李拿了第一……就是那一刻，我觉得这几年的付出都值得了。”说到此处，母女两相对望。
这其中的艰难，陶然也心里有数，“当时我从教练做到领导层了以后就轻松一些。陶李妈妈看了总说，两个女人在外面打拼，你一个人在中国舒舒服服的……看起来是这样，但我心里一直很牵挂她们。”
父亲难得展现出感性的一面，让家人都忍不住笑了。李艳追问他：“你当初是怎么安慰我们的？”陶然回应说：“用嘴说的是假话，我是用行动。你们遇到困难，我不是马上就买飞机票来解决？”说完又逗得大家大笑起来。
最后李艳替他说：“他为我们花钱这方面还是挺大方的。”
从小飞鱼到老将陶李有许多头衔：“小飞鱼”“蝶后”“泳后”……但几年下来，陶李发现自己“老”了，“以前大家都说我是‘小飞鱼’，结果有一次，中央五台的解说员韩乔生介绍我是一名‘老将’！可那个时候我才22岁。”
一名女蝶泳运动员的职业生涯往往在26岁左右终结。这让陶李意识到，自己接下来的每一场比赛都十分珍贵并且肩负着父母的热望。但自从2010年她的脚踝在一次篮球训练时受伤后，她站在训练多年的泳池前，却感到挣扎和痛苦。
陶李说，在全世界的高水平泳手里，她是最矮的，想赢就须要依靠腿的爆发力取胜。“2014年的亚运会我拿了银牌就输在这个腿伤上……50米的距离，100多次打腿，每一次扣个零点几秒，最后就输在这零点几上……心里很难受，我到现在都很后悔打了那场篮球训练。”
第17届仁川亚运会女子50米蝶泳，陶李（右）因腿伤错失金牌，以26秒28夺得银牌。（档案照）
眼看着女儿的身体被伤病困扰，李艳十分心疼：“这个伤病限制了她。后来她膝盖受伤，积水严重，再加上脚踝也受伤了。一般我们运动员到了后期会打封闭针来抑制疼痛，可是她疼得厉害，伤口肿大又有积水，一用力她就痛，晚上都睡不着觉。后来训练也受影响，要做下蹲训练的时候，她已经蹲不下去了……”
即便如此，李艳还是希望女儿能撑过去，而陶然当时则劝女儿考虑退役，“陶李的年龄也大了，体力上也越来越难恢复，再加上伤病……想再去拿奥运奖牌，这个难度太大。”
2015年，东运会再一次在新加坡举办。陶李暗自下了决定，10年前从这里开始，10年后要在这里画上圆满的句点。那届比赛，她成功拿下了五枚金牌，完美收官。回看自己的游泳生涯，虽然在奥运会上没能拿到奖牌，但陶李觉得她收获的荣誉已经能对自己有交代了。
赛场上的纪录会被后生改写，但赛场下的伤病须自己来背负。时至今日，陶李的腿伤仍然没有痊愈，这也让母亲十分担心，“她现在走路，有时候还是会感到肿痛……运动毕竟是青春饭，过了27、28，身体还是比较重要。人生还有那么长，还要生活。所以她选择退役，我觉得就这样吧。曾经拥有的辉煌是过去的，在后半生还是以自己的身体为主。”
期待陶李成家退役后的陶李开办自己的游泳学院，并且已经独自搬出去生活。问她感觉如何？她说最开心的就是再也无须早晨5点起床训练，“我曾经有一年时间尝试当游泳教练，这才发现教练不好当。每天都要提早来到泳池，对着学员说ready go，ready go，我想我在水下待了10年，要我再待30年，我想还是算了。”
转换跑道后的陶李要成为一个管理者，既要管理学院，也要管理生活。但在父母眼中，她始终还是个孩子，要他们放手让陶李自己去闯荡，两人觉得还没到时候。陶然认为她还太单纯，“让我来说，她的心智不是不够，而是完全没有心机……她从小就是游泳、学习，很简单，没有更多的社会经验。现在她不是运动员了，是一个管理者，这个角色变了，她的心态却还没变。”
抛下“小飞鱼”“蝶后”“泳后”等头衔，现在的陶李不仅须要管理自己的游泳学院，也要学会适应泳池外的社会和生活。李艳则比较担心女儿的成家问题，她笑说：“人家快30岁的都结婚了，可她连男朋友都没有，跟她同期的运动员有很多都结婚了。”李艳表示他们家比较保守，不希望女儿像女强人一样，不结婚不生子，“我期待抱孙子，希望她能生两个……我觉得，不结婚，人生就不完美。”但陶然撇清说：“她妈妈比较着急，我还好。”
但陶李的想法很坚定，先把游泳学院做好。对于爱情，陶李其实也有她的经历。她透露，自己曾经与一名运动队员在训练时产生过情愫，但最后还是觉得性格不合，没有发展下去。她也渴望找到对的人，但这些她很少对家人说，“我当初还去算过命，看将来有没有孩子？什么时候结婚？”
独立生活了两年，陶李才发现自己多依赖母亲，“以前妈妈总会在我身边碎碎念，粘着我，又会帮我整理房间，做清洁，缴各种杂费。直到我一个人生活，才发现原来母亲曾经为我做了这么多。”
13岁离开父亲，26岁离开母亲，陶李正在迈向她自己的生活。但她与家人的距离反而一步步拉近了，她觉得自己更自由了，有时间可以经常探望父亲和亲戚朋友。
新加坡是她的家，中国是她的乡。正如她的母亲和父亲一样，她并不觉得这段距离遥远，因为对她而言，她的人生正沿着这条轨迹徘徊而前进。
她说：“如果要写自传，我不想只写我是运动员的那段岁月，我希望写我的父母，也写我的创业。但不是现在写，我相信，现在只是我人生中的一个新篇章。”